所谓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又有工商界的后裔，但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分布于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遗弃在当时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敌性国家中，且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这一国家的人民所收养，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日本遗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问题。日本遗孤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特殊群体，它自身既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又反映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日本遗孤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邻邦，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但到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疯狂侵略中国，在武装占领的同时，还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妄图变中国为其永久殖民地。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便开始陆续向中国东北移民，不过当时人数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开始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大批日本军政人员、工商界人士和武装移民，纷纷侵入东北。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提出，要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这一移民数字占当时日本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和东北预计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截止到1945年，日本在东北移民人数达150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0万人，日本遗孤问题的产生恰恰源于日本大规模的移民侵略。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东北，数十万关东军顷刻瓦解，缺少军队保护的日本军政、工商和开拓团民，被迫紧急撤退，向沿海集中，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出现了百万逃难大军。据调查，日本遗孤中的绝大数是开拓团在撤退时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分散于吉林、黑龙江的开拓团民们，其中多为妇孺老弱。在紧急撤退中，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们身边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附近的孤儿；还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于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任狼撕狗扯，被中国人抱回收养；更有甚者，当时的一些死硬法西斯分子，在溃逃中对自己的同胞实行集体屠杀，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被中国人拣回家中抚育。从灾害学的角度来看，日本遗孤无疑成为战争灾难的受害者。

日本遗孤在随父母逃亡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幸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在被收养前，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才使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沦落为孤儿，并被遗弃在异国他乡。但日本遗孤又是幸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敌国儿童并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施之以德，以博大的胸怀将他们收留下来。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抗战胜利后，尽管当时中国人民处境仍十分困难，但对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却伸出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和从口中省下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同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遗孤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工作上重视，使他们虽生活在异国他乡，但同样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关爱和国家的保护，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从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生命与爱的壮美赞歌。

战后，日本遗孤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亲之情日益强烈，故适时帮助他们寻亲、探亲和回国定居等事宜，被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早在50年代初期，在协助日本侨民回国期间，少数日本遗孤就开始了寻亲活动。到了60年代，一些日本人士和某些日本民间团体，通过中日友协、中国红十字会赴日代表团以及在华日本侨民等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寻亲活动。但因中日两国还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当时的在华日本遗孤及其在日亲属的寻亲活动，只能是个别或小规模地进行。1972年9月，中日两国通过友好协商，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两国各界人士的友好往来不断增多，一部分日本遗孤的在日亲属，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华寻访失落在中国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使生离死别的亲骨肉得以重新相认。同时，一些在华日本遗孤也开始赴日寻亲，并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后，为使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让更多的日本遗孤得以赴日寻亲，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一切费用由两国政府负责。此后在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到2000年，中日两国政府已组织了31批在华日本遗孤寻亲团，先后有2121名孤儿赴日寻亲，666人找到了在日亲属，约占总人数的31郾8％。同时，已被确认身份的日本遗孤开始陆续回日定居。据日本厚生省提供的资料，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目前回日定居的日本遗孤总数在3800人以上。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育孤善举，博得了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1983年4月3日，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在会见赴日寻亲的日本遗孤时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个错误，由于这场不幸的战争，使你们在中国生活了38年。”日本兵库县的一位友好人士说：“我们对中国抱有尊敬的感情。中国对日本孤儿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充满友爱，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84年10月，日本遗孤代表在哈尔滨会见日本厚生省大臣渡部恒三时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翻开中日两国关系史曾有一段不幸的经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们这些日本孤儿在侵华战争中受尽了种种磨难，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当我们在死亡的边缘上痛苦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将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领到家里，给我们衣食，把我们从死亡边缘上拯救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送我们上学读书，毕业后给我们安排工作。帮我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生活。中日建交以来，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些日本孤儿由政府多次组织赴日寻亲，其中许多孤儿找到了在日本的亲属，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目前，日本遗孤中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已回日本定居。但他们对曾经生活过的黑土地和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成人的养父母们仍怀有深厚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友好往来的增多，以遗孤为使者所架起的中日友好之桥将愈久弥坚；日本遗孤与养父母及养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情关系，与同学、同事、邻居之间的友情关系，与配偶的爱情关系，与子女的亲情关系，构筑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情感纽带。日本遗孤刘德在赴日定居前夕，给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写信说：“我回去后，一定不忘记第二故乡———中国。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中国养父母给的。我们的文化、工作技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教育、培养的。中国有我们的恩人和亲属，我们怎能忘记第二故乡———中国呢 我们回日本之后，在我们居住的周围，一定做好中日友好工作，为两国人民友好、为两国经济发展做贡献。”许多孤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或往返于日中之间探望年事已高的养父母，或寄钱寄物承担起赡养责任，或回国投资办厂，支持中国经济建设。1999年8月，由1450名日本遗孤和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共同捐资修建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九一八纪念馆”落成，碑文说：“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意。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特立此碑。”此碑的建成，反映了归国定居的日本遗孤的共同心声。

值得指出，现在仍有数以百计的日本遗孤留在中国各地生活和工作。他们中间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工人农民，还有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留华不归的原因纵有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的眷恋。长春日本遗孤、诗人于德水1986年被确认为遗孤身份，同年9月去日寻亲。但因养父母没人赡养，便没有申请去日定居。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又守孝三年，才于1992年去日。在日生活期间，他无法忘怀第二故乡，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惟催泪，夜夜梦魂到旧家。”1995年，他重返长春，投资办厂，并写诗明志：“不欲声名传后世，拼将热血唤和平。世界原本多灾难，铸剑为犁劝耦耕。”

弹指30年，中日两国围绕在华日本遗孤所开展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中国养父母和日本遗孤共同栽种的友好之树已生根发芽，相信在两国人民的精心培育下，它会叶儿更绿，花儿更红，果儿更硕。
作者：张志坤 关亚新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08/26